【历史记忆】 4月24日，根据伍云甫日记记载,军委纵队当天抵达富源县宿营。而据肖锋日记记载:七连在公路上又缴获了一张敌人从昆明运往薛、吴纵队的五万分之一地图，高兴极了!
从红军战士到潜伏特工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和电视剧“潜伏”中的传奇特工故事均源自于这个长征时连字都不会写的红军战士王文。
文盲战士成为“留苏学子”
王文是安徽省金寨县人，原名吴启满，1917年3月出生在桃岭胡店村一个贫苦农家。因家庭困难，不得温饱，他没有上学的机会。
1929年5月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金寨县境内先后爆发立夏节、六霍两大武装起义，建立了革命政权，相继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第三十三师，第二十五军等多支红军队伍，后发展为红四方面军。王文的两个哥哥都参加了红军，他也参加了儿童团，站岗放哨，保卫苏维埃政权。
1931年4月，14岁的王文和两名青年瞒着父母，步行40多公里，找到了红军队伍，要求参军，被分在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一团政治处当勤务员。在这里，他学会了识字。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四次反“围剿”斗争中，他作战勇敢，表现突出。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转移到四川通江地区后，他由普通一兵逐渐被提升为连长兼指导员，并正式转为共产党员。
1935年5月，王文随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三过雪山草地，历尽千难万险，终于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来，王文又参加了西路军，与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部在甘肃“河西走廊”等地展开激战，在甘肃永昌的战斗中左胳膊负伤。伤好后，王文所在部队在军政委李先念率领下突围到达了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
1938年初，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建议并经党中央同意，从红军中选派王文等文化程度相对好一些的20多人到苏联莫斯科学习无线电通讯和情报专业技术，王文由此而成为“留苏学子”。
王文当时连小学文化程度都不到，学习无线电通讯、电学、物理学、数学、社会发展史等课程的难度非常之大。但是，经过血与火考验的红军战士，其意志和刻苦精神是非凡的。王文在莫斯科经过一年多的勤学苦练，虚心请教，熟练地掌握了无线电通讯和情报专业技术，成为一名合格的“红色特工”。
“地上斗争”转入“地下”
1939年5月，在全国掀起抗日战争的热潮中，王文学成归来，到达延安，被分配在中央社会部。他先在政训班学习，后在社会部设立的电台当报务员。
1940年5月，王文被派到河北华北局社会部工作。1941年秋天，平西情报站为加强北平与华北局之间的通讯联系，决定派王文携电台到永定河北岸妙峰山以西的抗日游击区建立秘密联络点，任务是负责把从北平获取的情报转发到根据地平西情报站，将社会部领导的指示转达到北平的秘密工作者手里，同时兼管收发平西军分区的部分电报。永定河北岸距北平较近，日伪军经常进山“扫荡”。王文和通讯员赵锦堂头戴毡帽，腰扎草绳，化装成农民住在村民家，把电台设立在妙峰山的一个山洞里。白天帮房东打柴、背水、锄地，以此为掩护，晚上收发电报。王文的革命斗争生涯从此开始由“地上”转入到“地下”。
一天，王文正在居住的草屋里译报。外出帮群众干活归来的赵锦堂突然发现有200多个日本兵和汉奸正向这边扑来，离住地不到1公里路，情况十分危急。赵锦堂不顾个人安危，高喊：“沟口有日本人！”王文听到喊声，急忙收拾好电文等物品向后山转移。不一会儿，敌人就赶到了。人去屋空，日本兵气得放火烧掉了草屋。
敌人并没有罢休。不久后的一天夜里，王文正在和平西区党委的部分领导一起开会，日军突然包围该村，王文等人分散藏进了山洞。赵锦堂不幸被敌人抓住，在敌人的百般拷问下，他大义凛然，巧妙地欺哄敌人，称八路军早就走了，自己是腿有关节炎才留下来。敌人见得不到什么口供，就将赵锦堂杀害。赵锦堂用生命保护了王文和电台，王文将他永远记在心中。在艰苦的斗争中，王文积累了秘密斗争的经验。
准备潜伏“秘密结婚”
1942年秋，王文从妙峰山游击区调回河北易县皮庄平西情报站参加华北局社会部的培训，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培训主要是为派往敌占区工作做准备。内容主要是北平和天津等城市的街道、地名、穿着、称呼、生活习惯和民俗风情，还有在城市建立秘密电台的特殊要求等等。在培训中，经过组织介绍，王文认识了王凤岐。
王凤岐于1916年出生在河北省安新县白洋淀边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里除父母外，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她的童年饱受苦难。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王凤岐参加了青妇会，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她工作积极，枪法好，百团大战开始后，组织上让她担任区妇联游击队长。在与日军浴血奋战中，她逐渐成长为机智勇敢、胆大心细的革命战士。
1942年秋，王凤岐奉命调到在易县的华北局社会部学习。
一天，社会部副部长钟子云找王文谈话说：“组织上决定派你和王凤岐同志一起到北平建立秘密电台。为了合理掩护，你们俩假扮成夫妻，和一位陈老太太组成一个革命家庭。如果你们俩同意，组织上可以批准你们结婚。如果不同意，为了革命工作也要装成夫妻来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组织上也和王凤岐进行了同样内容的谈话。她的任务是以家庭主妇的身份，掩护王文收发电报；与党的秘密工作者接头，传递情报。
经过慎重考虑，为了方便秘密工作，王文和王凤岐决定服从组织安排，结为夫妻。几天后，他们按照秘密工作的要求，举行了秘密婚礼。
两人从认识到结婚，仅20多天的时间，可以说是“闪电式”；婚礼也秘密举行，非常简单。参加婚礼的宾客只有3个人：社会部副部长钟子云和两个科长。招待客人的只有3样东西：一盒香烟、一盘花生、一盘红枣。
婚礼后，新婚夫妇仍回自己宿舍睡觉，继续分居。
出于安全考虑，两人结婚只有组织知道，其他人并不知晓。
两进北平 秘密斗争艰险奇妙
经过周密准备，1942年冬，按照组织的安排，王文先离开易县皮庄平西情报站，在秘密交通员的护送下，在海淀与秘密党员叶绍青接上了头，顺利进入北平鼓楼南大街烟袋斜街小石碑胡同11号。
组织上早已将陈老太太安顿在这里，对外与王文以母子相称。入城的当晚，王文一进院门就高声叫“妈妈”，目的是让同院的住户都知道老太太的“儿子”来了。
几天之后，王凤岐也到了。叶绍青带着他们到警察所，通过关系，将居民证换成北平的，并上了户口。王文对外的身份是一家书店的职员。
不久，他们迁到德胜门内大街新开路石桥胡同7号。这是个独门独院，房东是日本翻译官，更便于隐蔽。
为了符合身份，叶绍青等人在屋内安放了古色古香的老式家具，摆设讲究。“一家三口”穿着入时，显示着大家富户的风度气派。根据上级要求，他们3个月内不活动，任务就是熟悉环境，了解情况，站稳脚跟。
3个月后，根据各方面的条件，上级允许开始工作，并将一部5瓦电台秘密运进了北平。
为了弄清敌人在北平城内的侦测电台情况，王文让叶绍青设法调查。叶绍青通过中间人的介绍，与敌侦测电台台长拉上了关系，摸清了敌侦测电台的内部情况，为避开敌人监视、抓住空隙发送情报找到了机会。
王文将电台架设在北院东屋。凌晨2点至5点工作时，将30多米长的天线拉出，拴在两根竹竿上，一头放在南院的瓦房上，一头放在南院的枣树上。
夜深人静，为不发出声响，引起邻居怀疑，王文和王凤岐想了很多办法。如在竹竿上套上半米长的絮有棉花的袋子，避免放置天线竹竿碰撞而发出声响；在夜间要经过的三道门合页柱眼里滴上一些油，避免开门发出声响；专门穿软底鞋，避免走路发出声响。
尽管上述保密工作做得很到位，但是由于5瓦电台功率太小，加上城市交流电多干扰大和天线不能高架等原因，通联工作并不顺畅。要完成情报收发任务，只有换一台大功率发报机。
然而，在敌人严格控制的情况下，当地党组织没有、也无法弄到大功率发报机。针对这种情况，王文主动建议自制发报机，得到了领导的同意。
由于敌占区对无线电器材的买卖控制得很严，王文冒着极大的危险，经过周密计划，采取将发报机部件化整为零、异地“游击”购置的办法，分次购回了真空管、电阻、电容等元件。没有钳子、改锥等工具，就拿家庭用的剪子、锥子、斧头、菜刀代替。王文经过计算、设计绘图，终于因陋就简地组装成了一台3个6L6真空管输出功率为30瓦左右的发报机，与在北平的苏联秘密电台试联情况良好。
1943年秋天，王文和王凤岐接到上级命令，由于与他们联系的一个电台被敌人破获，报务员被捕，他们必须停止工作，藏好电台。王文奉命立即返回根据地，王凤岐继续留在北平坚持工作。
等到1944年2月，一切平静下来后，王文再次潜入北平，继续开展情报工作。
调往上海 红色电波永不消逝
1944年4月，王文按照华北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的指令，化名陈尽忠，前往上海搞电台报务工作，接受上海情报组组长李振远的领导。掩护的职业是在一家由秘密党组织开办的皮货公司当工人。
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根据需要，组织决定让王文离开皮货公司，到一个大资本家刘老板开的进出口行里工作。刘老板见王文谦虚精明，有意重用，就对他进行了多次考察。
王文会抽烟，刘老板下班时就有意打开一包美国骆驼牌香烟放在办公桌上。几天过后，香烟一根没少。
过了几天，刘老板下班时又故意将5元美金丢在办公桌下。第二天，王文扫地发现后，捡起交给刘老板。刘老板放心了，于是将跑银行的工作交给了王文。王文工作认真负责，办理钱款从来不出差错，深得刘老板的信任，从而使他的真实身份掩护得更为牢靠。
1945年下半年，上海情报组组长李振远又派王文到上海郊区淞沪支队帮助电台工作，利用支队电台与华北局社会部通联，并在夜晚抄收延安新华社的明码电报新闻稿。王文记忆力超强，将明码电码本背得滚瓜烂熟，译明码电报根本不用看电码本，速度非常快。淞沪支队将译文印成快报，发给指战员，并向群众宣传当前形势，鼓舞了广大军民夺取抗战胜利的斗志。
在此期间，王凤岐在北平坚持秘密斗争，继续收集和传递情报，直至日本投降。后撤回到解放区从事对日本战犯家属的教育管理工作。
三进北平 “情报能抵十万兵马”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了内战。1946年8月，王文按照组织上的安排，由上海撤回华北局社会部。
10月11日，社会部部长许建国派王文到北平接替秘密电台报务员马光荣的工作，迅速和根据地恢复联系。
在交通员的护送下，王文于10月15日进入北平阜成门内巡捕胡同“影悟无线电商行”。
“影悟无线电商行”是秘密党员苏省悟为掩护工作，向北平有关部门申请开办的，对外挂牌营业，以修理收音机为主，苏省悟为经理，王文为技术员。
1947年4月，苏省悟在国民党新一军当战车队队长的同学程震来到了北平，住进了苏省悟家。由于铁路被我军民破坏，火车不通，他一住就是3个月，这给王文发送情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程震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喜欢喝酒、唱戏、凑热闹。他不睡觉，王文收到情报没有机会译成电报，夜间就发不出去。一次，敌人要袭击我河涧等根据地的情报得到后，就因不能及时发出而使敌人阴谋得逞。王文对此心急如焚，他找到苏省悟一起商量应对办法。
之后，只要来了情报，苏省悟便主动拿着胡琴，到程震住的房间找他一起唱京戏。苏拉程唱、程拉苏唱，如此反复，将程震缠住。王文就在修理收音机的屋子里摆上修理收音机的书籍和线路图，装作学习修理知识，以此掩护译电工作。因为程震和其他人的干扰，有时一份电报需要分四五次才能译完发完。由于电台是在危险的情况下发报，在根据地电台报务员常常是几个人从凌晨2点守候到早晨5点，一有电报几人同时抄写，尽量避免重复，使王文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将电报发完，即减少被程震发现的危险，也减少被敌人侦测到的危险。
1947年1月4日，蒋介石从南京飞抵北平，召集傅作义、孙连仲等高级将领开会，策划驻石家庄的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新三军第七师全部和军直特务营共8000余人于10月15日开始北移保定。
打入敌司令部工作的共产党员刘光国及时将这个情报传递出来，王文收到情报后迅速译报，在夜间分几份电报发出。
晋察冀军区接到此情报后，司令员聂荣臻立即调动部队，从徐水地区奔袭100多公里，赶往定县城北清风店地区迎敌。
在朱德、聂荣臻、罗瑞卿的指挥下，10月20日至23日，我军在清风店地区全歼敌新三军军部、第七师全部和军直特务营8000多人，活捉了敌中将军长罗历戎、中将副军长杨光钰。
清风店大捷后，王文收到了晋察冀军区的嘉奖电。聂荣臻称赞道：“我们的情报组织抵得上十万兵马！”
随后，王文等人又得到了石家庄兵力空虚、敌人内部矛盾重重、增援迟缓的情报，建议赶快攻打石家庄。
晋察冀军区接到情报后，做了周密部署，我军于1947年11月12日解放了石家庄，取得了全歼守敌24000多人的伟大胜利。
随着电报的增多和我军的节节胜利，敌人对我秘密电台的搜索也越来越严。敌侦测台察觉架着修理收音机天线的“影悟无线电商行”可能有问题，就在旁边租了一间房子派人监视。
一天晚上，王文养的3条狗叫得很凶。王文便悄悄起床贴着墙根查看，发现一个人在房顶上正将一根天线挂在自己的天线杆上。
王文知道这是敌人在侦察，便迅速向上级报告。上级指示他将电台交给苏省悟隐藏，迅速撤退回到华北局社会部。
敌人在这里监视了3个多月，一无所获，只好将天线拆下来走了。
四进北平 借敌掩护巧传情报
1948年6月底，王文回到根据地，在华北公安部任政治保卫处电讯科副科长。1948年11月19日，党组织又第四次派他进入北平，目的是加强华北局与北平的电讯联络。王文又回到了苏省悟家的“影悟无线电商行”。
这时的北平已经被解放军包围，傅作义指挥的军队都龟缩在北平附近，城里很多民房都住进了傅作义的军队，苏省悟家也住了一个炮兵排。
王文见原架设电台的房间已经被排长和两个班长占住，只好收拾北院盛煤的小屋作为工作室。他将地下方砖起开，挖了个洞，将小型收发报机隐藏在里面。工作室解决了，可是这里与原天线距离远，无法使用，新架设天线却是个大难题。
王文经过反复观察思考，终于想出了办法。他以这排士兵乱放毛巾、手套杂物为借口，在他们屋里拉了一条铜线，一头在原天线附近，一头钉在北门头上，可连接小煤屋。这样，将发报机的输出端用小夹子夹上天线就可发报了。
铜钱接好后，王文假装关心地对这些当兵的说：“我给你们拉一根铜线，诸位长官可在上面挂毛巾、手套等物件，这样屋里就整齐一些。”士兵们对无线电是外行，没有看出真实用途，连声称谢。
这些士兵们昼夜无事就玩牌赌钱、喝酒。王文就利用他们赌钱喝酒的机会，在凌晨2点用手电筒照明发报，在十分困难危险的环境中，保证了情报传递渠道的畅通。
由于战事吃紧，守城敌军强迫北平市民出城挖战壕，要苏省悟家出2个人。如果去人挖战壕，联络就无法进行。王文和苏省悟商量，决定利用驻在家里的军人做挡箭牌。他们经常买点酒菜，请排长和班长吃喝，并流露出家中又要照料炮兵排的骡马，现又要外出挖战壕，人手不够之意。敌排长表示，有我们在，你们不要理他！
这天，警察所和有关人员来通知，要苏省悟家去两人明天到警察所集中挖战壕。敌排长瞪着双眼对来人吼道：“房东天天给我们喂骡马，整天累得够呛，我没找你要人，你反到这里要人！”说着要动手打人。来人见惹不起，赶紧溜了。从此，再也没人找挖战壕了，联络也没有耽误。
1948年11月，我人民解放军解放沈阳、锦州后，迅速入关。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在这种情况下，企图带上7个主力师经天津、塘沽坐船到青岛。北平情报组得到这个情报，王文立即将其发出。我解放军根据情报很快控制了平津铁路、公路，并解放了杨村、廊坊、安次、河西等地。
傅作义看天津去不成了，又下令将北平城内从东单到南跑马场一带，砍树推平，修一条供飞机降落的临时跑道，每天由南京、上海来多架运输机，运送粮食，并企图将7个主力师空运到青岛，自己也可乘飞机南逃。北平情报组得到这个情报并及时发出。我围城部队调集了高炮，有敌机飞来，就用高炮射击，使敌人的飞机不敢在东单降落。空投的粮食也都落在安定门外我军的阵地上。
傅作义见出逃之路被堵死，再加上中共秘密组织做工作，终于接受和平改编。我解放大军于1949年1月22日和平解放北平。王文终于结束了“潜伏”生涯。
天津团聚 夫妻双双成为警察
1949年1月30日，就在大家欢庆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即将举行入城仪式之际，王文奉命离开北平，随社会部部长许建国赶赴天津，从国民党手中接管警察局。在组织的安排下，他与长期分居的妻子王凤岐在天津团聚，这对红色特工真正过上了正常的家庭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王文历任天津市公安局科长、处长、副局长等职；王凤岐历任天津市公安局边防检查股股长、侦察股股长、行政处副科长等职。这对革命伴侣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人民警察，在建设新中国的战斗中，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公安工作的发展做出了新贡献。
有趣的是，这对红色特工在后来的生活中仍保持着当年工作中的一些习惯，高度服从组织，坚决执行命令，埋头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平时少言慎言，淡泊名利，对过去缄口不言。1992年7月，75岁的王文因病逝世，人们这才从他的档案中了解到了他们夫妇的传奇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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