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5年出一本成果汇编，也算是对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今年出的是第六本，如果将这六本汇编放一起看，就能很直观地看出我国基础研究30年的发展轨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主任杨卫院士感慨万千，“我们基础研究的绝对水平是在不断上升的。”
确如杨卫所言，记者手里的这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研究成果汇编 （六）》，浓缩了我国“十二五”期间基础研究的精华：暗物质直接探测以及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超低本底实验环境研究、甲烷无氧活化直接制取烯烃、基础地理信息动态更新模型与技术体系，等等。
杨卫认为，经过30年的沉淀和积累，我国基础研究厚积薄发，近年来取得诸多重大突破。他以2014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获奖项目铁基超导为例，“当时虽然有不同声音，挑战这个成果的原创性，但它有3个硬邦邦的指标：第一，创造了高温铁基超导的温度纪录；第二，全球这个领域的研究有一半都引用了这一成果；第三，它是全球铁基超导材料的主要来源。”
铁基超导
他还提到中微子震荡研究。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国际上率先发现了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并精确测定了其振荡概率，带领中微子研究进入精确测量时代，开启了未来中微子物理发展的大门。该成果获得了2014年美国物理学会粒子物理最高奖——潘诺夫斯基奖和2016年基础物理学突破奖。
事实上，中国基础研究的进步有目共睹。2016年，英国自然出版集团旗下的学术期刊《自然》再次聚焦中国科研，推出《中国科研》特辑。这是继2004年首次推出中国特辑——《中国之声Ⅰ》《中国之声Ⅱ》、2008年推出《中国的挑战》后，第四次聚焦中国科技发展。除此之外，自2014年英国自然出版集团每年都会公布“自然指数”，在这份数据分析报告中提及中国的部分也在逐年增多。
“中国在世界学术产出的占比从20年以前的不到3%上升到2015年的18%左右。”杨卫说，而来自于中国的高影响力的工作，也就是说影响力在前千分之一的工作占世界的比值上升的速度，比中国学术产出上升的速度要高得多，从1997年的不到0.5%提高到去年的20%。
他特别提到，据去年的统计，全球学术产出里面标注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大概占11.5%，这个比例居世界前列。同时，由于进一步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科学基金在技术创新类的成果也越来越多，新材料制备、新的成像技术、新的测定分析方法等成果在选编六200项成果中约占25%左右。“这些成果的涌现既可以解决国家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也可以通过技术的进步提升我国原始创新的能力。”杨卫说。
作为我国基础研究资助的主要渠道，在杨卫看来，自然科学基金最宝贵的经验是一直致力于鼓励创新、为科学家创造宽松的科研环境，充分尊重科学家的学术兴趣，鼓励科学家自主选题，宽容失败；同时，高度重视战略前瞻，加强顶层设计，关注颠覆性技术，在发挥导向作用的基础上发挥科学家的自主创新能力。
站在新的起点，科学基金当前考虑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更好支持颠覆性的原始创新。“这涉及5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如何支持非共识项目。”杨卫说，此前基金评审主要是学术共识型评价体系，“但我们现在到了不能继续跟着学术潮流研究的阶段，必须重新走一条路，所以今后要思考如何更好支持非共识项目”。他透露，基金委正在讨论将主任基金调整为支持非共识项目。
“第二，选择性稳定支持；第三，基金管理人员负责任的自由裁量权；第四，长期支持高峰性探索；第五，宽松性博弈。”他接着说道。
具体到稳定支持，杨卫说，在前期探索基础上，基金委已启动基础研究科学中心项目支持工作。“它的规模比创新群体大，一般由10个PI（首席研究人员）组成，我们计划稳定支持10年，给足资助，希望能培育出一些学术高地。”2016年，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等3个团队获得基础研究中心的支持。
何谓高峰性探索？他解释道：“比如引力波，美国40年来花了几十亿美元，而我们虽然也一直有支持，但经费仅为两三千万元人民币。未来，对于这种科学高峰类项目，我们应该考虑持续性、大力度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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